尊敬或是尊重，但并不是服从和拥护。
陈文强并不是非要与北辰过不去，他只是不赞同北辰的革命方略，只是对北辰的言辞和行事持反对意见。
“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我首倡革命，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都要服从我；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尽管北辰并没有把这样的话付诸于外，但陈文强却读懂了他的心理，也正是这样，他才选择了另起炉灶，选择了组建并资助复兴会，选择了树立并扶持宋教仁这个能够虚心接受意见，能够纳谏如流的领袖。
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首倡革命不假，一个“革命先行者”的名头是不是已经很够褒奖呢？难道就因为是首倡，便要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化身，把自己的理论和方略视为金科玉律的革命真理？
不，连穿越者陈文强也不敢如此狂妄自大。他也就更不会习惯于崇拜于某人脚下，盲从所谓的革命唯一领袖。
一个固执己见，甚至是跋扈的人，是得不到陈文强的赞赏和支持的。这也就是包括查理宋在内的一些人屡次相劝，甚至安排机会让两人面谈，也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没有使陈文强拜倒敬服，从此忠心追随。
北辰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是值得赞扬的，但未必就是一个合适的国家的领导人，未必能有建设国家的能力，未必有在复杂国际形势中纵横捭阖的睿智。就象历史上的丘吉尔，坚忍不拔地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但也就此而已。冷静的英国人民很快便选择了他们认为更加适合时代形势变化的新领导。把声望卓著的老英雄推到了一边，令世人瞠目。
相反，宋复华在思想理论上则更加切合实际。就以借外债为例，他与陈文强交流的时候，便曾言道：“盖以吾国今日之状况论之，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之现象，已达于极致。各国投资贷款之来，虽由于其经济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与夫一切关于财政之准备，亦未尝不可利用之。”
与陈文强相似，宋复华对均势外债也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列强间互相牵制，此正中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
虽然两人之间也有分歧和争论，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统一意见，但在大方面，说是志同道合也不为过。
而复兴会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这与领导人之间的精诚团结是密不可分的。起初或许是因为陈文强财力雄厚。很多意见有屈从的意味。但革命形势的变化确实很符合陈文强的设想，从而也很大程度地证明了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性。到了现在。道路已经确定，各项革命工作走上了正轨，前途一片光明，大部分时候的意见统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明一暗，互相促进，相互借力。革命形势的乐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些只为少数的高导领导所明白，更加不为外人所知。
历史不能重演，但近似的场景却可能出现。革命军西南起事，打到现在。便颇有些象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前后的状态。
从表面上看，围攻或者说围困西南革命军的清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态势看似有利，却存在着致命的隐患。
首先是多头指挥：由于清军是由各省抽调而来，虽然有锡良这个名义上的总指挥，但分防各地的部队长官往往各行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畏战、怯战的心态相当普遍。而部队之间不团结，配合不力，甚至时或互相拆台，这样的指挥层应付平稳战局尚可支吾，一旦战况突变，就很难作出准确、及时的研判和决心。
其次是兵力分散：由于处于包围态势，清方不得不将兵力分散在相当广阔的范围的多处要点，前敌兵力不敷，后方的二、三线更形空虚，不得不大量依靠壮勇、团练补数，这种布置是建立在革命军沿袭死守战略的假定上的，一旦对方转趋攻势，集中突破一点，清军很难阻击，且第一道防线一破，空虚的腹地将立即暴露在革命军的兵锋之下。
后勤呆板也是一大隐患：清军还沿用陈旧的制度保证军需后勤供应，这种体系的优点是管理便利，供应稳定，适应阵地战、围攻战需要，缺点是不适应战场流动多变的野战模式，一旦革命军跳到外线作战，这一体系将很难迅速跟进实施保障。
反观革命军，在起初的猛烈进攻并夺取了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后，在西南大搞整顿，不仅是招兵买马，训练部队，壮大军力，更把重点放在政务、经济方面，等各项制度建起，便是猛虎出柙，大展拳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