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红军的领导者们围坐在一张陈旧的地图前，他们的目光凝重而深邃，正对当前的军事局势进行细致的分析。
一位总部高层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留在宁夏一带，然后缓缓摇头：“目前，我们不宜立即向宁夏进军。”他的话语带着坚定与决断。
“我们的根本方针，仍然是南征、东讨。”
“东讨的利益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还能为即将到来的新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努力扩大红军的规模，至少增加一万名战士。”
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每位将领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艰巨而重要。
一方面军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原地集结训练，提高战斗力。
同时，他们还要密切关注晋军的动向，以便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决定是向南还是向东进军。
东渡黄河天险，开赴山西前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部署在红军高层中已经形成了共识。
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红军高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初至陕北的实际需要。
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尽管红军已经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革命的新局面，但陕甘苏区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
这个地区的面积狭小，仅限于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边和靖边等几个小县。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几乎没有工业，这使得红军的给养供应变得极为困难。
此外，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使得红军难以迅速补充和壮大。
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就必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更为严峻的是，陕甘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
南面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延安、甘泉、鄯县和洛川一带驻军。
东南面的韩城、宜川则是十七路军主力部队。